《熟年》聚焦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曹翠芬饰演的老太太有三个儿女，张国强饰演的大儿子倪伟民是老实忠厚的厨师，宋丹丹饰演的大儿媳吴二琥是精于算计的超市员工，刘奕君饰演的二儿子倪伟强是一名大学教授，郝蕾饰演的二儿媳张春梅是强势能干的杂志副主编，王鸥饰演的三女儿倪伟贞是一名电视台节目制作人，唐艺昕和王彦霖饰演的第三代小年轻夫妇，买不起房又“无老可啃”……主线故事围绕二儿子一家展开，张春梅在外人眼中堪称完美女性，事业有成，婆媳关系融洽，对丈夫、儿子无微不至。然而在倪伟强看来，虽然自己学术成果斐然，但工作、生活都是妻子一手操办，毫无自由。在痛苦挣扎中，倪伟强提出离婚，选择离家出走。

羊城晚报：观众都很心疼张春梅，你怎么评价这个人物？希望她给观众带来哪些启发？

刘新：在婚姻关系上，她认为自己给倪伟强的是爱，但丈夫感受到的是控制；在母子关系上，她对儿子说“你听我的，我是爱你的”，但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儿子需要什么；在事业上，对于传统媒体和电子刊物之间的更迭发展，她的观念其实也落伍了……张春梅在家庭和事业上都来到了拐点。她想挽留丈夫，一方面是想帮助丈夫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不希望倪家散了，她视倪老太太如亲妈，家人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人物很鲜活、接地气，生活中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女性观众可能会有共鸣，她们可能同样遇到了这些问题。通过塑造张春梅这个人物，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勇于面对，然后想办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在这个过程中，要相信家人，一起共渡难关。

羊城晚报：张春梅和倪伟强婚姻破裂，大家都在讨论究竟是谁的责任。作为主创，你怎么看待这两个人的对错？

刘新：有的观众会理解倪伟强。因为在倪伟强的世界里，外界带给他的压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他想走出自己的困局、做主自己的生活，出去透口气。这是属于倪伟强的中年叛逆期。在女性角色方面，相比以前的作品，比如《渴望》里的刘慧芳是获得普遍认可的好女人形象，但我们这部剧并没有想将张春梅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完美高知女性，她也会对自己进行反思，并相应作出改变。

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很难说对错。如果大家都一边倒觉得张春梅是对的、倪伟强是错的，这部剧可能就失去了它的看点。站在男人的角度理解男人，站在女人的角度理解女人，观众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作不同的解读。

羊城晚报：如何邀请到郝蕾和刘奕君两位演员的？

刘新：前10集剧本出来以后，每一个人物的定位我觉得都非常清晰、生动。比如张春梅，她实际上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性格里既要有温柔的部分也要有刚烈的一面，演技上、形象上方方面面都要合适，我们确实找了很久。我之前就看过郝蕾的戏，她演戏很生活化，郝蕾看完剧本也觉得挺有意思，有创作欲望，就加入了进来。

倪伟强这个角色，我一看到这个人物就想到刘奕君。我们年轻时候就认识，还合作过《猎狐》《橙红年代》，我很了解他。他身上有双重人格的那种状态，可以很温文儒雅，也可以蛮横不讲理，这种气质我觉得非常符合倪伟强这个角色。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说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要看剧本，我说不看了就这么定了，他很信任我，所以没再犹豫就来了。

宋丹丹能让人“又爱又恨”，张国强表演恰到好处

相比老二家的“体面”，老大倪伟民（张国强饰）一家的鸡飞狗跳更具戏剧性。妻子吴二琥（宋丹丹饰）掌握家里的话语权，嫌弃儿媳妇是外地人，同意给儿子买房子但要先生孩子，同意照顾倪老太太但要独占倪家老房子。儿媳妇刘红艳（唐艺昕饰）和丈夫倪俊（王彦霖饰）感情虽好，但两代人挤在一个老旧小房子里诸多不便。倪伟民和倪俊这对父子，优点是善良、爱家人，但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缺点也很明显。

羊城晚报：剧中另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角色吴二琥，人物设定其实并不讨喜，她算是剧中的“恶人”吗？

刘新：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对老公看管很严，对儿子颐指气使，对儿媳妇不通情达理。但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可恶，这个人物就失去魅力了。因为这类“恶人”很多戏里都有，我们想做点不一样的设定，希望吴二琥是一个可恨又可爱的人物，你会吐槽她，也会喜欢她，偶尔还会为她流眼泪。

羊城晚报：确实有不少观众因为宋丹丹的表演而对吴二琥又爱又恨。

刘新：我跟宋丹丹是很多年的朋友，一直想邀请她来演我的戏，这次终于合作上了。她是北京人艺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演过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在春晚也演过众多经典小品。她不只在舞台上有喜感，在生活中也带有喜感。按她的生活积累和表演经验，我觉得她一定能把吴二琥这个人物可爱又可恨的两面性驾驭得很出色。

如今观众看到的吴二琥就是这样，可恨之余也有可爱、可笑的地方，观众一集看不到她都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如果换成更严肃一点的演员来演的话，可能会真的成为一个反面向的角色了。

羊城晚报：在吴二琥面前，倪伟民总是唯唯诺诺，张国强的演绎备受观众称赞。你怎么评价他的表现？

刘新：倪伟民这个角色其实是最难的，因为他在剧本里没有太多的戏，都是跟在吴二琥旁边，也没有很多台词。怎么来选演员？当时很多人推荐跟宋丹丹合作过的一些老搭档，我说不行。因为如果给她搭个喜剧男演员，还是以前一起演过喜剧的，那这一家子就真成喜剧了，就变味了。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个有正剧气质，同时又有一些幽默感的演员。

我跟张国强之前没合作过，他的形象和经历我觉得都挺合适的。他比宋丹丹要小一点，“姐弟恋”刚好可以老婆比老公强势一点。倪伟民是一个憨厚的中年男子，有点“妻管严”，甚至有点蠢，但这正是他在这个大家庭中担当的角色，默默付出供弟妹读书、为照顾老人瞒着妻子提前办退休，其实很打动人。宋丹丹说，张国强给了她一个惊喜，实际上他也给了我一个惊喜，他演得真好，那种恰到好处的边缘存在感拿捏得很好。

羊城晚报：有没有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对手戏？

刘新：有一场戏是这样的：后面吴二琥和倪伟民也出现了感情危机，倪俊想证明父亲的清白反而进了公安局；倪伟民晚上回到家，吴二琥躺在床上睡着了，他就坐在梳妆镜前开始无声流泪，后来哭到崩溃吵醒了吴二琥；二琥醒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这是怎么了，儿子出什么事了”，她首先想的是儿子，伟民告诉她儿子没事，她递了一张纸巾给伟民，也不提彼此的事了，还出去给伟民煮了碗面；镜头再切回来，两个人已经躺在了床上，伟民没睡着，二琥睡着了……

这场戏6分多钟，就只有一句对白，但母亲对儿子的关心、妻子对丈夫的原谅、夫妻之间的信任重建，都在里面了。这6分多钟的戏传达了很多东西，每一秒都有细腻的情感。两个演员演得特别精准，情感驾驭得非常精妙娴熟。这场戏在最后的部分，相信观众看到这里会理解和包容角色的选择。

群像戏表现人物命运，二度创作特别加分

《熟年》聚焦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三代人，从老一辈的生病、养老、遗产分配，到中年一代的事业瓶颈、婚姻变故、身心健康，婆媳、母子、父子关系，再到年轻一代的就业、结婚、买房、生子，几乎涵盖了各年龄段所能遭遇的家庭话题。

羊城晚报：剧中探讨了很多现实话题，呈现上会有所侧重吗？

刘新：每一个小家庭、每一组人物，在遇到困境和危机时要如何去应对和解决，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我们没有特别侧重想表现哪一个话题，更多是在表现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是个群像戏。

虽然这部剧叫《熟年》，但其实危机并不只是熟年危机，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危机和困境。“熟年”并不特指40多岁，可以理解成在不同年龄段的成熟过程。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组群像的诠释，引导大家用积极、勇敢、阳光的态度面对人生的不同阶段。

羊城晚报：这些话题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拍戏之余，剧组里大家会一起讨论吗？

刘新：我们拍每场戏的时候都会先讨论，这场戏我们要干什么，大家有过或者听说过类似的经历故事，就拿过来变成我们自己的，再通过艺术加工去变成一场戏。这既是一种分享讨论，也是一种二度创作，是我们在拍戏过程中最快乐的事。

最后呈现的整部戏，有很多都是演员二度创作出来的。我们这次的演员都非常优秀，他们把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文化积累融入了角色，让每场戏更精准、更极致或者更幽默、更伤感。

艺术创作别“洒狗血”，真实才能引起共鸣

近年来，现实题材剧热度空前。从去年年初的《人世间》创央视近五年平均收视新高开始，《警察荣誉》《风吹半夏》《狂飙》《漫长的季节》等优质现实题材剧接连赢得口碑、收视双丰收。要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拍成爆款并非易事，在《熟年》里，离婚并非谁出轨、辞职并非被陷害、单身并非立人设，少了些以往常见的“狗血”桥段，多了些家长里短、琐碎小事的真实感。

羊城晚报：“柴米油盐”的戏想拍得好看很难，如何把握其中的度？

刘新：都说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就是要真实。我的创作标准就是，从剧本创作开始，到后期的拍摄、现场的二度创作，我们是不是自己相信了，并且真实地还原了。至于高于生活，要高到哪个点上？一旦过高了就是“狗血”，要高得适可而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剧集的视角是不是独特的、准确的，传递的价值观是不是积极的、温暖的。把握住这几条，拍出来的现实题材我觉得才会引起观众的共情，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羊城晚报：衡量一部影视剧是不是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在你看来，《熟年》是一部好作品吗？

刘新：我觉得判断一部作品，有各方面的标准。比如说流量，是否在网络上有热度、有讨论；比如说奖项，是否得到专家的认可。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我给自己的标准是，我拍同类型题材的时候有没有进步，这一部是不是比上一部有提高，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至于《熟年》，现在播出的反馈我觉得还好。我看到很多评价都认为剧里的人物很生活化、很生动，演员们的演技也都备受赞誉，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已经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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